行家称本国收入间隔减少拐点恐怕已到来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于中国农村与城镇经济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研究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对城镇化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方面,构建了农业机械化影响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模型,发现农业机械化通过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释放农村劳动力,推动城镇化,来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李国祥:我认为城乡的差距,或者说相对差距,可能还会持续缩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绝对差距也可能缩小。

  收入差距拐点出现的原因

图片 1

李国祥: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中国城乡形态上,有的农村更像城市,有的城市更像农村,特别是一些小城市、小城镇。这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分,而是绝对差距缩小的过程。

  一国的收入差距主要决定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的人口比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城镇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都会带动库兹涅茨拐点的出现。当前,迹象显示我国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或已来临。

实证方面,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化短期内可以推动城镇化发展,但在较长时期不显着;短期内农业机械化会导致收入差距加大,但在较长时期可以显着缩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镇化的发展无法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农业机械化较低省份农业机械化对于促进城镇化发展及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更为显着。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因素之一,关于农业机械化的研究能够为城镇化建设及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更为精准的政策建议。

当然,大规模的回流是不太可能的,只是相对来说结构会有变化,比如说整体农村人口在减少,但是专业化人才不减反增。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目前我国正迎来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但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为了巩固收入差距缩小趋势,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继续努力。

一直以来,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议题,而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农业技术装备和信息化水平,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来持续提高农民收入。由此可见农业机械化对于中国农村与城镇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农业机械化释放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从而关系着另一重大议题??城镇化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主要驱动力之一是城镇较高的劳动报酬,因此,农业机械化和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紧密相关。基于此,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来研究农业机械化对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而探寻以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为支点推进城镇化发展与降低收入差距的精准建议。
一、模型与数据分析 数据选取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农业机械化对于城镇化的影响,以及农业机械化和城镇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回答农业机械化变化对于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的是199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其中农业机械化以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来表示,利用农村农用机械总动力除以农村人口得到;利用各省市的城镇人口占比来表示城镇化率;利用各省市城镇与农村的收入差距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农用机械总动力和农村人口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部分年份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我们对农业机械化、农村人均收入、城镇化率及城乡收入差距做了统计性描述,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我们选取了样本内的初始年份1998年,中间年份2006年以及最后年份2014年。
对于农业机械化,从1998年至2014年农业机械化的均值与中值水平在逐渐增加,说明农业机械化的绝对数量在不断增加,但2014年年底农业机械化水平最低的省份绝对数值仍然相对较低。对于农村人均收入,均值和中值均增长了五倍左右,其中1998年至2006年增长相对缓慢,2006年至2014年农村人均收入增加较快。对于城镇化发展,1998年城镇化水平的均值和中值都较低,2006年至2014年有着显着的提高,但1998年至2006年间,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较快,2006年至2014年发展相对缓慢,一方面这与城镇化边际发展速度降低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城镇化发展存在有后劲不足的问题,在城镇化进程没有完成之前,城镇化的速度已较大放缓。虽然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在显着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却在不断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均值和中值均显着加大,且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省份在2014年已近3万元,城乡收入差距最低省份在2014年也超过1.2万元。
考虑省份差异的统计性描述
对于农业机械化、农村人均收入、城镇化率及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人口或许对这些变量有着一定的影响。我们选出在2014年年底农村人口较多与较少的省份分为两组,每组各10个省,对比农村人口不同省份之间变量是否存在显着差异。
1998年和2006年,农村人口较少的省份农业机械化的均值和中值均大于农村人口较多的省份,但在2014年,农村人口较多省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高于农村人口较少的省份。不同年份不同农村人口省份的农业机械化都出现了大于或小于另一组的结果,说明农村人口数量并不能决定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水平。对于农村人均收入,在1998、2006及2014年,农村人口较少省份的农村人均收入均大于农村人口较多的省份,但两组省份农村人均收入差距并不明显。对于城镇化率,直观结论是农村人口较多的省份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因为城镇化率是循序渐进相对缓慢的过程,表2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农村人口较少省份的平均城镇化率要远高于农村人口较多的省份,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率的差距在不断降低。两组样本城乡收入差距均不断加大,且农村人口较少省份的均值略高于农村人口较多省份,但更需要关注的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实证检验模型
文章构建了关于农业机械化、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模型。
其中,Urt表示r地区在第t时期的城镇化进程,Δrt表示r地区在第t时期的城乡收入差距。A是多项滞后项,Mrt表示r地区在第t时期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ηi,r和ηi,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的固定效应项,εi,rt表示回归误差项。
实证结果分析
城镇化对于当期农业机械化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值,说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工作效率,农村劳动力有更多的时间去城镇工作,从而提高了城镇化的进程。给出了当期以及滞后期的农业机械化对于城镇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期农村城镇化可以显着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农业机械化对于城镇化五年后的影响仍为正值,但系数不显着。总体而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在短期内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
结果显示,农业机械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在五年后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说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在五年后并未有效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这可能与农业机械化的投入成本有关。但农业机械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十年后的影响系数显着为负,说明农业机械化在相对长期内能够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给出了农业机械化和城镇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农业机械化和城镇化当期的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值,说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发展在当期没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给出了农业机械化、城镇化及其滞后期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五年后影响显着为正,十年后影响显着为负,说明农业机械化发展五年后仍未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十年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当期及十年后影响均为正值,说明城镇化的发展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农村劳动力有了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其他生产或离开农村进入城镇工作,当城镇工作的回报率远高于农业生产回报率时,农民有着更高留在城镇工作的意愿,因此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劳动时间,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在短期内并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由于农业机械化多是机械设备等耐用品的支出,短期内成本较高,投资的设备无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相对较长时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从事非农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更多地转移至城镇去赚取更高的劳动回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稳健性检验
前文的研究显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可以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并且可以在长期内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不同省份农村人均机械化的程度相差较大,因此不同人均机械化的水平可能会对城镇化率和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不同的影响。把样本内的省份根据2014年人均机械化程度的高低分为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省份与较低省份两组,检验农业机械化对城镇化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
,农业机械化对于城镇化影响的5期滞后系数显着,说明对于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省份而言,农业机械化发展可以推动之后城镇化的发展。农业机械化当期及5期滞后项的系数显着为正,说明对于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省份而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可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农业机械化的当期及滞后5期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说明对于农业机械化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而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可能是由于机器设备过多投入短期内成本较高导致的。在中,农业机械化5期滞后项的系数显着为负,说明农业机械化在短期内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0期滞后项的系数显着为正,说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在相对较长时期内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城镇化发展均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稳健性检验发现,农业机械化程度不同的省份,农业机械化对于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对于两组样本而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均能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而对于农村城镇化程度较低的省份而言效果更明显。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省份而言,农业机械化并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对于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省份而言,农业机械化在相对较长时期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方面,本文构建了包含农业机械化、劳动力流动与资本积累的模型,发现农业机械化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证方面,文章对城镇化与农业机械化、城乡收入差距与农业机械化和城镇化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在短期内农业机械化可以释放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而在较长时期不显着;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在短期内农业机械化会导致收入差距加大,但在较长时期能有效缩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镇化发展无法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稳健性检验发现农业机械化较低省份农业机械化对于促进城镇化发展及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更为显着。
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推行农业机械化发展,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进程的基础是农村劳动力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能够有多余劳动力释放出来,然后进入城镇工作。农业机械化大大地提高了农村生产水平,缩短了农村劳动的投入时间,提高了农民收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释放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经济部门工作,从而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城镇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经济部门工作,劳动报酬也相应地提高,从而缩减了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留守在农村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人均资源拥有量则变多,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提高收入水平,进而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应当继续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如加快农机装备等技术的攻关,推广高产优质适宜机械化品种和区域标准化高产高效的栽培模式等,以技术水平的进步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实现优质的城镇化发展,解决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难题。
第二,政策引导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加大农业机械化的补贴力度。农业机械化的推进需要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但中国农村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耕种,并且多数农村家庭的耕种面积相对较小,家庭单独实现农业机械化来耕种较少面积的土地则不经济,因此个体家庭采用农业机械化生产的动力较低,精耕细作的局限在于难以积累资金进行农业机械化生产。对于较难实现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区域,需要由政府来引导,实现区域内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如地方政府可以为农民集体购买或租用农业机械进行生产,或者政府鼓励并支持部分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实现区域内的农业机械化,这样便降低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成本,同时实现了区域内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因此在一定条件或某些发展阶段限制下,政府需引导农业机械化发展,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如加大对农业机械化的补贴、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等来支持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第三,继续提高农业机械化技术水平,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策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进步,农业机械化的水平也在不断地快速提高,但无论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还是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注重的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实现农村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绝对数值虽然在不断提高,但仍需要农业机械化绝对质量的提高,即农业机械化技术需不断提高,如依靠农业机械化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农药精准高效施用等,来实现更生态更环保的农业生产。这便要求加大对农业生产机械的投入,提高对农业生产机械研发的补助,促进农业生产机械的研发成果及时转变为生产所用,实现农村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不同地区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推行农业机械化水平,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不同省份不同地区因为地形不同、人均耕地面积不同、农作物生长周期与收割日期等方面的不同,对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要求也不同。如在耕种面积广阔的区域,推行大型农业机械的发展,规模效应更加显着;在耕种面积较小较为分割的区域,如山地和丘陵地区等,发展中小型农业机械,来适应多样地形的需要。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与推行一定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农作物的特点来研发,使得农业机械化更加适应当地地形与农作物特点,才能实现农业机械的规模效应,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其实有一部分乡村现在已经与周边的城镇高度融合发展,就是说现在乡村和城镇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分,未来可能就无法区分,你说它是城镇可以,说它是农村也可以。

  惠农政策持续加力,农民增收能力不断提高。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问题,着力促进农村改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发展水平的提升,2007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趋势。农产品价格走高固然会推动社会总体价格水平上涨,但也意味着农民收入提高。长期以来,我国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存在价格剪刀差,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农产品价格恢复到合理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具体形式。同时,农业生产率逐年提高。以粮食为例,2010年粮食单产较2005年提高7.1%,因单产提高带来的粮食增产约3450万吨,占粮食增产总量的55%左右。随着农业科技投入的增加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未来农民收入提高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民生周刊:现在科技、信息技术等发展很快,对农业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农业的现代化将如何推进?

  城乡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在社会各界收入普遍增长的动态条件下,只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社会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缩小。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居民五等分收入组的收入增长出现差异性的变化,2010年城镇居民低、较低、中、较高和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2005年增长89.3%、89.3%、87.4%、84%和79.7%。城镇低收入组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组,意味着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在缩小。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也出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农村居民按低、中低、中等、中高和高收入户分组的人均纯收入分别比2009年增长20.69%、16.43%、15.98%、15.04%和14.05%。今后一个时期,虽然高低收入人群之间收入的绝对差距还可能拉大,但只要相对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继续保持,整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就将得到改善。

绝对差距是农民与城镇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目前看相对差距在缩小,但是绝对差距还是在扩大。不过因为农村的增长快,城市的增长相对缓慢,经过若干年发展之后,将会出现城乡的相对和绝对差距都缩小。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不同学历劳动者之间的工资收入比稳中有降。根据2009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我国粗文盲率下降到5.91%,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2.4年。教育的普及对教育收益率(每多受一年教育带来的收入增长率)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取向的改革,使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得以实现,居民的教育收益率从较低水平提高到10%左右,这也是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高学历劳动者不再稀缺,教育收益率逐渐稳定,不同学历劳动者的工资比不再上升,近年来甚至出现工资趋同的现象,不同学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随着我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和教育公平得到保障,教育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行家称本国收入间隔减少拐点恐怕已到来。未来农村向何处去?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为此,《民生周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进一步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者的工资既与劳动供需结构相关,也与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的地位相关。在缺乏有效工资协商制度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资难以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变动,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劳资双方出现争议是任何国家都避免不了的事情,如何建立一种公正的制度有效处理劳资纠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应继续加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切实加强工会的作用,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只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在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下,一些农村出现衰落的现象。农村空心化、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成为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

  城镇化率超过50%。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始终大于城镇。这样,人口从收入差距较大的农村向差距较小的城镇迁移,就起到了减缓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未来,在持续的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地区收入差距缩小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会整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望缩小。

城乡差距缩小

  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机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居民收入更多地依赖个体在市场上的表现。当前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变化和产业转型会给社会个体带来大量机会,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确保个体获得相对平等的机会。如果低收入群体能平等地获得向高收入职业和产业转移的机会,那么,由职业和行业特征所带来的收入差距会缩小。然而,目前石油、电力、金融等行业还处于垄断地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还不充分,教育、社会保障等体制还不健全。这些因素阻碍了低收入群体获得提高收入的机会,成为扩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应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市场垄断,减少行政干预,保证市场机会的公平分配。

李国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这两大技术,应用到农业农村现代化上,会带来产业的变化。农业产业,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之后机械化替代劳动力,像收割小麦,需要的劳动力就非常少了。机械化、信息化后面又出现智能化,像现在的无人机、无人驾驶等。

  人口转型和刘易斯拐点来临,劳动者工资迅速上涨。近几年,劳动者工资上涨幅度较大,这是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从供大于求到供不应求的转折点)出现的必然结果。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速,劳动人口比重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2011年15岁—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降低0.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旺盛。一旦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自然会上涨。2004年沿海省份开始出现“用工荒”,现在已经扩展到内地省份。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企业采取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的手段以招聘到合适的工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劳动者工资开始脱离“生存工资”水平,并持续保持上升态势。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13708元,比2005年增长75.8%;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2431元,比2005年增长1.1倍。在城乡居民工资都大幅上涨的同时,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趋于缩小。